码头文化是指以河岸货运为重点的一群人的文化，往往“利”字当头，“义”字为口号，带有浓厚的江湖气息。码头文化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吸纳意识，从而使其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武汉码头文化，从兴起到现在有几百年的历史。提起武汉的码头文化，首先映入脑海的是帆樯林立的不夜水港，鳞次栉比的货船商轮，以及此起彼伏的码头号子，商贾云集的街市店铺。武汉因水而生、应水而起，长江、汉水穿城而过，三镇隔江鼎立。市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因此，武汉的历史与码头文化息息相关，武汉人的性格也与自然环境、历史渊源、市井文化、码头文化息息相关。外地人对武汉人的第一印象是嗓门大、脾气暴、爱抖狠，简而言之是急与躁。而经过深入了解后，武汉人的性格其实很可爱：豪爽、大气、不拘小节，果敢、处变不惊、遇事不慌的大格局，同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婉，折射出江南的小资情调。

武汉码头的兴起，与汉水入长江口的改道有关。从春秋战国至明代汉水改道后析出现在的汉口，汉水入江口几经变化，地名也几经变更。最早汉水入江口称为夏水，三国时期改称为夏口，南北朝时期，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改称为汉口，这是汉口最早出现在史籍中。明代之前，汉水是从龟山南汇入长江的，当时的汉口是一片泽国。明成化10年（公元1474年），汉水改道龟山北的集家嘴流入长江，汉口开始独立发展。各处商民逐渐在汉口建房造屋，形成集市。自唐宋以来，汉水入江口号称“官商行旅福辏之区”“有财赋之雄踞焉”，李白写有“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的诗句，罗隐也有诗句“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皆酒楼”，皆指汉水入江口处的繁华，而此时指的是汉阳。汉水改道后，由于良好的港口条件，汉口迅速成为一座新兴商埠，贸易运输业十分发达，仅“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

武汉有名可考的最早码头是清朝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在汉水边修建的汉口天宝巷石级码头，码头停泊木船最大吨位约900吨，之后又陆续修建了扬家河、老水巷、兴茂巷、彭家巷、大硚口、小硚口、接驾嘴、龙王庙等十几个码头，成为我国“内河经济时代”最大的港口，因此汉口成为长江中部地区集散商货的重要码头。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汉口著名有八大码头：艾家嘴、关圣祠、五圣庙、老官庙、接驾嘴、大码头、四官殿和花楼，清人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描述“廿里长街八码头，路多车轿水多舟”。这八大码头中最有故事情趣的可能就是接驾嘴码头了，明朝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朱佑杬于1519年驾崩，当时只有14岁的朱厚熜家住湖北钟祥，汉阳府是他进京的必由之路，新皇帝进京登基要过汉阳，这个消息对汉阳府的震动相当之大，以至于今天仍然可以查到这个震动留下的痕迹：探驾巷、报驾巷、南接驾嘴、北接驾嘴等一系列地名。探驾巷因谐音现称为弹夹巷、报驾巷称为鲍家巷，南接驾嘴现已不复存在，而北接驾嘴就是现在的汉口集家嘴。但由此可以看到武汉的码头文化外溢到武汉地名文化了。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汉口沿江上起硚口，下至江汉关共有码头60余处。湖北、江西、四川等省及徽商、下江商人来汉进行贸易的商船，均有停泊的码头。当时汉水两岸所停泊的船只常在二万四五千艘左右，一片繁忙景象，清末诗人吴淇曾用“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霄明”喻之为“不夜港”。其中有些码头随着商业市场的专业化而演变成专用码头。如集家嘴码头为炭薪码头、龙王庙码头为水果码头、宝庆码头为大米码头、硚口码头为蔬菜码头等等。这些专用码头的集散功能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当时家住硚口，少年时到汉水去游泳是家常便饭。夏天冬瓜上市，硚口码头挤满了装载冬瓜的货船，在装卸的过程中，不时有冬瓜掉到水里，我们就抱着冬瓜在水里嬉戏。胆子大一点的就趁人不注意，抱着冬瓜游到下游，然后抱回家。管中窥豹，武汉人的生活是如此的与码头文化息息相关。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依照《天津条约》1861年武汉开埠，随着租界的建立和长江近代轮船的发展，武汉码头的发展由“内河经济时代”进入到“大江经济时代”。各国洋行和轮船公司相继在长江沿岸拓建了一片近代轮船码头，兴旺发达的港口码头使得武汉成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汉口码头的年货物吞吐量仅次于上海，水路航线通达海外。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武汉共有水码头240多个，陆码头220余个，码头工人达5万之众。西方国家称汉口为“据全国适中之地，控揽五省之商利，而四通八达”，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国人也称汉口为“当九省总汇之通衢，实复地无之商市”（汉口小志序）。笔者曾两次到“砖茶之乡”赤壁市羊楼洞考察，与当地茶商交谈，历史上著名的欧亚万里茶马古道，是以羊楼洞为起点，人们用独轮车运至15公里外的新店镇，然后装船顺长江至汉口，逆汉水至襄阳，再改畜驮车拉至黄河，一路走东口（现张家口），一路走西口（现包头）。东路往北入归化（现呼和浩特），再往北到库伦（现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后到达俄罗斯斯恰克图，由此转口销往俄罗斯及欧洲。东路经兰州、敦煌、阿拉木图到达欧洲。这就是在国际贸易史上辉煌了近两百年、堪与“丝绸之路”媲美的“茶叶之路”。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量的60%，汉口被欧洲人誉为“茶叶港”，有“东方茶港”之美誉。

随着商业的兴盛，武汉码头成为很多人的谋生及发财的场所，因而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打码头”的现象也由然而生。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是来自湖南的宝庆帮和来自安徽的徽襄帮为了既得利益一直争斗不休。1803年、1856年、和1889年，双方人马进行了三次上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械斗，最终宝庆帮占了上风，汉正街这一带成了湖南人的天下。武汉方言“打码头”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被用到，现在对“打码头”这句话的理解，多指抖狠、霸道、抢占利益的意思，趋向贬义。但是“打码头”的原始意义还是含有“爱拼才会赢”的正能量因素的。现在提出的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也是体现了武汉人敢打敢拼、积极进取，追求卓越、臻于至善的探索精神。

“内河经济时代”的武汉码头文化是构建于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随着人口和经济的积聚，武汉成为了闻名遐迩的商贸重镇。进入“大江经济时代”武汉码头文化转型为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形态，到1949年，武汉市户籍总人口为276万，内河航运全国第二，汉阳铁厂亚洲第一，四大金融中心排第二，成为现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工业重镇。是继“大上海”后，又一个被称为“大武汉”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的经济依然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都是国家“一五”规划中重点建设项目，在国计民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武汉码头的航运依然繁盛。改革开放后，随着高速公路和航空业的迅猛发展，开启了“海洋经济时代”，长江航运业逐步萎缩、风光不再。历经了10几年的转型阵痛后，武汉又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现在武汉在全力打造“长江新城”，在“长江新城”中，拓建了武汉阳逻港集装箱码头，作为一座丰水期可通行万吨巨轮的现代深水码头，其货物可在四十八小时内通江达海，必将成为新时代直达海外的国际港和水水、水路中转的枢纽港，谱写武汉码头的新篇章。

武汉码头文化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荆楚文化的特质，又烙印着西洋文化的痕迹，而今天的武汉码头文化早已摈弃过去打码头的江湖习气，渐渐地变化为更加平和大气、更加具有文化品味和容乃万千的大城市风度。武汉江色湖光、白云黄鹤，四季分明，景色秀丽，过去的码头已变为美丽的江滩公园，她敞开怀抱欢迎海内外的游客，来共同呼吸“大武汉”这座城市的气息。